[摘要] 事实上，6月6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已经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不容忽略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红利
无论是哪种模式的市民化，推进的关键在于成本分担机制建立。
徐少华透露，广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包括一次性成本13.41万元，每年公共服务成本6581元。而预计2013至2020年，广东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资金将超过3万亿元，年均增长约12.5%，年均新增投入达450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按此推断，如果按未来7年推动1300万人落户的话，一次性成本将高达1.7万亿（13.14万×1300万），每年新增的公共服务成本高达122亿（1300/7万人×6581元），占广东年新增投入近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在现行财政和事权划分体制下，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主要靠输入地城市政府自行消化。这使城市政府承受较大财政支出压力，这是城市政府不愿向农民工开放户籍的根本原因。
尽管近年，针对一些地方反映的突出问题，中央财政开始分担部分责任。例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秋季学期起，安排奖励资金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但截至目前，农民工进城的各种社会成本绝大部分仍要靠地方承担。”叶兴庆说。
他建议，上级政府在衡量输入地人均财力时，应将全部常住人口作为基数，并充分考虑提供公共服务成本较高的因素。“可以借鉴中央财政对输入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奖励办法，建立与实际服务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动输入地接纳外来人口积极性。”
但与此同时，多位专家都表示，地方政府不应该过分强调成本，而更应该看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政治选择，其本身也能释放出诸多红利。
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根据经济学家樊纲带领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所做的研究，对于广东这样的用工大省来说，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破解近年越演越烈“民工荒”悖论。
近两年农民工资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一些地方已到“刘易斯拐点”，过剩农业过剩劳动力已经用完结论不绝于耳。
但樊纲及其研究团队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条件不符。“中国农民的收入，平均说来还不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的50%-60%，中国农民的人数还远远没有减少到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工资相等的地步。”樊纲此前对记者说。
樊纲认为，问题在于，由于城市不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定居而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供给市场而回到农村。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是导致“民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一书中，樊纲等人发现，无论从与城市、乡村及外出劳动力各类不同年龄结构的横向对比，或是从外出劳动力自身不同年龄结构纵向对比，均表明农民工40岁左右就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不仅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也导致熟练老工人匮乏。
针对这样的问题，樊纲等人提出解决办法就是渐进市民化。在路线图上，樊纲主张先解决占大头的跨区（省）、外出打工年龄超过10年以上以及“农二代”市民化问题；在操作策略上，不要求一下子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平齐，当然也不能以农民工放弃土地等原有的农村“保障”挂钩。
然而，盘活农村承包地、宅基地，让愿意进城的农民带着财产进城却是各方希望看到的。对进城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拥有更多可以支配的收入，而不仅仅是“只有劳动力资本，艰难生存”。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说。
对于城市来说，大批携带着更多财产性收入外来务工者市民化后，也意味着巨大消费能力释放。
不仅如此，在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必良看来，这还意味着农民还有了创业型转移的可能。“农民将不仅是劳动者，还有可能成为投资股东，这将给整个社会资本结构带来很大变化，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点。”
叶兴庆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在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方面，当下要做的是，一方面明确抵押、担保、入股的客体是经营权，另一方面继续大力推行确权登记颁证。
宅基地不能流转导致附着在其上的农民住宅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也是需要破解问题。“大量空心屋不断增多，大量房屋闲置，非常可惜。”叶兴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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